前言
陈毅和邓小平相识于1930年的中央苏区，从此，风雨征程数十年，开始了他们为创建新中国、保卫新中国的共同斗争，从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邓小平和陈毅的情谊
邓小平是1920年16岁的时候，离开了家人，万里跋涉前往法国去勤工俭学，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踏上了革命的征程。
而陈毅，则是于1919年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。在法国，陈毅也如同其他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，饱受了失学、失业的磨难，饱尝了资本家对工人，特别是对外籍劳工的残酷剥削。
在面对这种局面时，陈毅便和周总理、赵世炎等人，为生存和求学进行反抗和斗争。然而在斗争过程中，不幸遭到法国军警的镇压，并被法国当局驱逐押解回国。
正是这次惨痛的结局，使得陈毅更加坚定地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中！
在法国时，邓小平和陈毅并不相识，但是，两人同样有着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共同遭遇和共同的革命道路，使得他们的战斗友谊，更多了一层深情。
陈毅和邓小平是1930年8月期间认识的。当时，邓小平在上海的党中央任秘书长，而陈毅则从福建前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。
这一次的见面，给两人都留下深刻的记忆，后来两人都前往中央苏区，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为革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然而随着第五次“反围剿”的失败，邓小平和陈毅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
1934年10月，邓小平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去了，而陈毅则留在南方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冀鲁豫地区，陈毅则率新四军在苏北地区，他们各在一方，各率一部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。
邓小平和陈毅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交往便慢慢多了起来。
1946年9月初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准备率部发起定陶战役。这一天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来到作战室，邓小平一进门就坐下来拿起墨笔在纸上排列着敌人的兵力番号，刘伯承走到地图前，举起手中的放大镜来回察看。
不一会，邓小平便放下手中的墨笔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下接下来的作战应该选择哪种方案？”
根据当前的局势，国民党部队从津浦路北上的共有三个师，其中有两个蒋介石的王牌师。蒋介石的五大王牌师（新一军、新六军、新五军、整编十一师，整编七十四师），这一战一下子将两大王牌都拿出来了。
新五军和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，战斗力强，比较难对付，西边来的敌人共五个整编师，其中只有整三师的两个旅为嫡系，其余为杂牌，数量多，战斗力不强。
针对这一情况，便有两种方案可供我方选择。
第一种，暂避敌人的锋芒，将我军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个短时间，而后在寻找机会，南下歼敌。
这一种方案，从局部来考虑的话，无疑是比较有利的，但这样一来，势必会增大对陈毅、李先念的压力，对全局不利。
第二种方案，则是咬紧牙关跟敌人打一仗。
这一种方案，无疑是从全局来考虑，能够有效缓解陈毅和李先念那里的压力。
邓小平当时的看法为：我认为我们应当执行第二方案，虽然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些，但从全局来考虑，是有利的。
刘伯承完全同意邓小平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决策，马上接着说：“我完全同意邓政委的意见，为了给陈毅、李先念他们创造点有利条件，我们应该咬紧牙关打一场恶战。”
略停一下，刘伯承便用幽默的语气说道：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，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，又送来一桌，逼着你吃。来而不吃非礼也，既然送来了，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呦！
一席话说的首长们都笑了，至于这一战该怎么打， 邓小平的意见为：两路敌人相比，西路的敌人比较弱，我们集中主力歼灭西路敌人为宜。
刘伯承同意邓小平的观点，并在具体的战术打法上做了详细的分析阐述。
9月3日，定陶战役发起，经过我军的浴血奋战，这场战役于8日结束，共歼敌四个旅，1.7万余人。当然在这场作战中，我军也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但此役的胜利，有力地配合了陈毅和李先念两支部队的作战，减轻了他们的压力。
对于这一次的帮助，陈毅一直都牢记在心！
1947年8月27日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队渡过淮河，进入大别山区，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。
不过在刘邓大军在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，由于连续行军千里，而且要过泥沼没膝的黄泛区，为此便将重装备全都甩掉，只剩下一些轻武器，这也给其后来的作战带来不少困难。
在1948年一次华东野战军与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配合作战后，华野机关的一位领导同志在介绍作战经验时，曾提到现代大兵团作战：无炮不攻坚，无后方不作战！
这一讲话对中野部队影响很大，因为中野的部队既没有多少炮，长期又都处于无后方的流动作战。
刘邓首长为了照顾团结、稳定部队情绪，反复教育部队说：各部队有各部队的特点，各人有各人的打法，我们这个部队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拼刺刀和手榴弹，一样能打胜仗。
陈毅来到中原后，知道中野的实际情况后，既钦佩刘、邓首长高尚的风格，又为这个部队非常担忧。为此陈毅便以自己个人名义向党中央、毛主席如实汇报了中野的实际情况。
陈毅认为：中野部队如不迅速予以大力补充，如此下去，会大伤元气，影响今后继续执行任务。
毛主席在接到陈毅的电报后，立即回电刘、邓、陈三位首长，指出：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，但是不如实反映情况，使中央不了解真实情况，因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，这种错误是错误的。
随后，党中央立即指示华北等地给中野迅速补充兵员、弹药和调配一些重装备。
正是如此，这次休整后中野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提升。事后，邓小平曾言：陈毅的这一份电报让我很感动，陈毅司令员的全局观念也让我十分钦佩！
邓小平提议：委陈毅三大重任
在解放战争的后期，邓小平身为中野的首长，陈毅身为华野的首长，难免会有并肩作战的时刻！
正是在战争岁月中，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。
1948年10月，当邓小平政委和陈毅司令员指挥罢郑州战役，来到淮海前线时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
粟裕副司令员、谭震林副政委指挥华东野战军，将黄伯韬兵团的12万人马包围在碾庄地区约18平方公里一块荷叶形圆圈里。
为了保证东线顺利歼敌，邓小平和陈毅亲率中原野战军一、三、四、九主力纵队，由商丘附近的朱口等地，进驻徐州西南的临涣集。
11月15日，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宿县，切断了徐州同蚌埠的联系。
在部署这次行动时，邓小平和陈毅将中野一、三、四、九纵队首长找到自己的驻地，在作战室里开会。
四位纵队首长分别坐在两条长凳上，隔着一张条桌，邓小平和陈毅则坐在对面。邓小平便说道：“切断徐、蚌线，占领宿县，可以北拒徐州，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；可以南阻蚌埠，切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，这样就可以为华野部队歼灭黄伯韬兵团创造条件。”
杨勇、陈锡联、陈赓、秦基伟等纵队首长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邓小平。
在这次会谈中，邓小平的主要意思为：在淮海战场上，只要能保证东线华野各部队顺利歼敌，我们能歼灭敌人南线主力，中野就是打光，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，这个代价是值得的！
听着邓小平这番充满豪情，又感人肺腑的话语，作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，被深深感动了。为了保证兄弟部队的胜利，小程序美工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部队，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啊！
陈毅站起身，拱起双手，深深地一揖：我要感谢邓政委、感谢各位纵队司令员！
说着，陈毅司令员和邓政委一起，将杨勇、陈锡联、陈赓、秦基伟等纵队首长送出作战室。邓政委跟他们一一握手，陈司令员有感于此，便大声朗读道：
大将南征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。风吹鼍鼓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。天上麒麟原有种，穴中蝼蚁岂能逃。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
在最后的作战中，我方中野一、三、四、九纵队在邓政委、陈司令员的指挥下，完成预计的作战目标，成功切断了徐蚌之间的铁路联系，为淮海战役下一步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在淮海战役爆发后，位于安徽宿县西北40公里的小李庄，有一间普通的民房，这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作战室，是淮海战役我军的神经中枢，几十万大军的统帅部。
它不分昼夜地频繁活动着，联系着上至中央军委，下至成千上万将士们的活动，它一分一秒也不能出现空隙，如有一点差错，就会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流血牺牲。
在面对重要的时刻，不管是刘伯承、邓小平，还是陈毅都改变了他们以往指挥作战的习惯。以往指挥作战，他们在战斗命令下达之后，一般情况下，夜间可略作休息，由参谋长掌握部队行动，在战斗进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再临时请示他们处理。
然而这次作战关系着中国革命进程的空前规模的大战中，刘、陈、邓决定：三个人轮流值班，一天24小时内，一定要保证有一位首长亲自掌握全局。
邓小平、陈毅一向对刘伯承像对兄长一般尊敬和照顾，刘伯承考虑到这一点，就先发制人提出：三人一视同仁，昼夜值班，平等待遇！
不过对于刘伯承提出的建议，邓小平和陈毅坚决反对，以二比一的多数票，否定了刘伯承的提议，只是在有特殊重大情况时，夜里才把刘伯承叫起来，三人一起商量。
这样，值夜班的任务就落在邓小平和陈毅两位首长身上。
邓小平便提议：我身体好，尽量多值夜班。陈毅听后不同意，那不行！值夜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！
经过一番争执后，邓小平终于妥协下来，同意和陈毅分享值夜班的权利。看着这真诚动人的一幕，参谋人员的眼眶湿润了。
随着淮海战役的进展，1948年2月12日，中央军委、毛主席便致电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指出：在黄维兵团歼灭后，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开一次总前委会议， 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，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！
军委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，军委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：华野、中野同时休整，同时举行渡江作战，渡江之后，华野、中野协力经营东南、包括皖东、苏南、浙江福建两全省，江西一部。
建模渲染12月15日，黄维兵团被歼。17日军委电示：
拟请伯承、陈毅两同志来中央一商。
当天晚上，刘、陈、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。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，议题却是渡江。
12月19日，刘、陈北上，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已是1948年年底，刘、陈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。
从此，陈毅的主要精力便集中于渡江作战，尤其因为粟裕全力从事海淮海战役指挥两个多月，积劳成疾，陈毅经中央同意，返回华东。而且，淮海全胜，中原大定，今后中野也将在华东作战，陈毅成为“主人”，更加忙碌。
参加中央会议的陈毅回到华东，邓小平十分重视，决定立即召开高干会议。从1月29日（农历春节）下午起，用三天的时间，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毛主席的指示，组织讨论并做出决议上报中央。
陈、邓在高干会议后，又于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，中原局的负责人大多数都参加，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、渡江的部署。
会上，陈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，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上要点或自己的心得。待大家发表完意见，他才发表自己的看法：
我军可采取五个兵团从江阴扬中、南京东西、芜湖东西、铜陵贵池、安庆东西，一线展开、同期渡江的战法。中野的另外两个兵团，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佯动，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。
说到这里，陈毅便从烟盒中抽出两支香烟，一支递给邓小平，一支自己燃着，说：当然，这一想法究竟是否可行，还要由我们的总前委书记、小平政委拍板！
邓小平听后，便立即说道：“我完全赞同陈老总的意见，我军实力雄厚，一线展开，同期渡江，就能使得敌人防不胜防。”
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，后来没有很大变化，为以后制定《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》奠定了基础。
3月5日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。刘伯承因刚从中央返回二野，便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。粟裕因病在济南住院，为此陈毅和邓小平等人便出席了这次会议。
毛主席在大会上的报告，实际上是一部人民中国的建国大纲。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为城市的论断，使得陈毅感慨万分，讨论中他慨然表示：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。
在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，中央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。邓小平接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，提出了经过酝酿的华东人事安排。
在上述邓小平提出的华东人事安排中，陈毅被委以三大重任：华东局第三书记、上海市长、华东军区司令员！
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对陈毅的信任和重视。
邓、陈一家亲
在解放战争后期， 邓小平和陈毅与夫人、子女团聚了，尽管他们仍旧日夜繁忙，但是可以体会到家庭生活的温馨。
陈毅和邓小平居住的地方并不算远，在吃过晚饭后两人便会一起散步或者是下棋。不仅是邓小平和陈毅关系好，两家人之间也关系非常不错，时常在一起吃饭。
在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后，总前委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。刘、陈、邓根据中央命令各司其职，陈毅留在华东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、上海市市长，邓小平和刘伯承则一起挥戈向大西南进军。
邓小平在离开上海即将和陈毅及其一家分手时，邓小平在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地记下了陈毅的电话号码。
等到两人再次见面便是在中央工作时。
1952年，邓小平从西南调到中央工作，担任中央政务院副总理，而陈毅则于1954年从华东调到中央工作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从此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共同协助周总理工作。
1957年，邓小平一家搬进了中南海。在一条胡同里排列着四个四合院：一院为李富春家；二院为谭震林家；三院为邓小平家；四院为陈毅家。
从此，邓小平便和陈毅毗邻而居，打开邓小平家的后窗，便是陈毅家的小前院，故而两家来往更多，友谊也与日俱增。
根据邓小平女儿邓蓉的回忆：
我和陈伯伯的小女儿珊珊同岁，不久就成为了好朋友……
在中南海，吃完晚饭，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。因为我们的功课都做完了，而如果父母有空的话，就会带我们去散步。有时候去李（富春）伯伯、蔡（畅）妈妈家串门，有时候去陈伯伯家串门。有时他们这些大家会聚在一起聊天，一聊就聊得海阔天空，一聊就聊得十分开心，还常常会听到他们开怀的哈哈大笑。
由此可见邓小平和陈毅之间的情谊。
1972年，邓小平一家在江西从广播中听到陈毅去世的消息，内心无疑十分悲痛。
邓小平在想起这位老友时，往事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。两人从1930年相识，一起走过42年的风风雨雨，如今却再也听不到陈老总豪爽的笑声了。
在陈毅元帅病逝后，邓小平携妻前去看望张茜，当时刚好陈毅的女儿珊珊从国外学习回来了。邓小平夫妇和张茜久别重逢，真是有说不出的万千思绪在心头。
由于邓小平和陈毅关系很好，同时邓蓉与陈珊珊的友谊的确不一般，为此邓小平便说道：“别人我都不管，我就管珊珊一个，我收她当个女儿！”
在当时那个年代详情页设计，邓小平的这一番话，无疑彰显出他和陈毅元帅之间情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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