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开国大典前，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都搬到了中南海住在线全职美工，周恩来是最先搬进去的一批，为了方便工作住进了菊香书屋，而毛泽东是最后搬进去的一个，在此之前他一直坚持住在香山别墅，十分喜爱那里的自然环境。
后来，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多番劝说，毛泽东终于答应搬到中南海，一方面便于日常工作，一方面也是保障人身安全，毕竟当时北平刚解放没几个月，尚有许多国民党特务隐藏在城里，每天往返于香山别墅和中南海，不仅耗时费力，同时也非常冒险。
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后，一开始是和周恩来一同住在菊香书屋，但不久后周恩来便将屋子都腾了出来，重新寻找住处。
在中南海转悠的时候，周恩来偶然看到西花厅里海棠花盛开，想起妻子邓颖超十分喜爱海棠花，于是当即定下了西花厅。然而，事实上西花厅位于整个中南海的西北角，位置是有些偏僻的，面积也不算太大，但为了那满院子的海棠花，周恩来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那里。
再后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住了整整26年后，1976年1月8日西花厅的男主人去世了，只留下女主人独守空院。
周恩来去世12年后，1988年又是海棠花盛开的时候，邓颖超写下了一篇《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》，深情回忆了她与周恩来之间几十年的感情经历。
文章写成后，工作人员本想找机会发表出来，但邓颖超却出乎意料地严词拒绝了：“现在不发表。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，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，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，作为我的遗作，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。否则，就烧掉。”
再后来邓颖超去世五年后，1997年，这篇《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》终于向世人公开，文章的开篇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：
“春天到了，百花竞放，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。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，走了十二年了，离开了我们，他不再回来了。”
一、“1号和5号”
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，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，受母亲性格和家庭教育的影响，身上有着一种江南人的细腻温和。
邓颖超祖籍是河南光山，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，出生后先后辗转广州、上海、北京，最终跟随母亲定居在天津，身上透露着一股北方人的洒脱直爽。
两人相识于1919年的盛夏，彼时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年仅21岁就担任着《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》的负责人，彼时邓颖超还是一个年仅15岁的学生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口才却非常出色，担任着一个讲演团的团长。
“台上讲演的人叫什么名字？”周恩来站在讲演台下，悄悄问身边的学生。
“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邓文淑（后来才改名邓颖超）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。”
“哦...她讲得真动人。”周恩来沉静地点头，后在本子上迅速写下一行字：“邓文淑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。”
此时，年仅15岁的邓颖超，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，又大又圆的眼睛放射出一种耀眼的光芒：
“诸位同学，你们在家安眠之时，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......”
在讲演现场初次见面后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相互赞赏，一个文笔绝佳，一个口才绝佳，各有特色。此后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共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，邓颖超还经常邀请周恩来指导自己话排练剧《花木兰》。
几十年后，当邓颖超与文艺界的朋友聊起话剧时，依然清楚记得当年周恩来帮她拍练《花木兰》时的场景。
全职美工两个月后，1919年9月16日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等20个青年男女，在天津成立了“觉悟社”，15岁的邓颖超是年纪最小的一个，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所有人的照顾和喜爱。
“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，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，用各人的真实姓名发表文章，难免不受鹰犬注意，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，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。”有人大声提议道。
“1号，1号”，邓颖超虽然年纪不大，个子不高，但声音是最响亮的，“我是1号，就用逸豪这个名字吧。”
周恩来抓到了5号，他笑着说：“我是5号，就叫伍豪吧。”
此后，逸豪和伍豪就成了两人的秘密代号，多年后在线全职美工，这个代号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
1927年大革命期间，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，邓颖超报纸上登了一个告示，为了保密便用“伍豪”两个字代替周恩来。
二、“爱情的种子悄悄萌芽”
周恩来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，是在1920年1月29日，即著名的天津“一二九”爱国运动，他是总指挥，不幸遭到军警强行逮捕。
从1920年1月29日到7月17日，周恩来被迫在狱中待了近半年时间，期间为了抗议反动政府，他坚持绝食。后邓颖超得知其绝食行为后，十分焦急和担忧，叫上二十几个学生，背着铺盖卷就跑到了警察厅，强烈要求用自己替换狱中被捕的周恩来等人。
在警察厅，看到绝食多日的周恩来，满面胡须，面色苍白，形同憔悴，邓颖超心疼地忍不住哭出声音。
后来，当周恩来出狱再次看到邓颖超时，还曾笑着说：“没有你们背着铺盖来坐牢，我们怎么能这样快地出来呢！”说完便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。
周恩来日常在工作中一向比较严肃，如今在邓颖超面前却显得有些矜持和腼腆，而一向性格泼辣的邓颖超，此时也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情感涌上了心头。
出狱后没多久，周恩来决议赴法国勤工俭学，邓颖超虽然也同样向往走出国门，但迫于经济压力，最终未能成行。
临别前，邓颖超亲自织了一件毛衣送给周恩来，并在领子内侧绣了几个字：“给你温暖，小超”。
事实上，同为觉悟社的成员，他们之间曾相互约定，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、不结婚，周恩来更是对外宣称自己是“独身主义”，不少对他有爱慕之心的女孩子因此被“挡在门外”，而邓颖超因为年纪小，对周恩来平常也总是以兄长相称。
只不过他们没意识到的是，爱情的种子其实已经在彼此心中悄悄发芽。
三、“信中确定恋人关系”
从1920年到1924年，周恩来在国外待了近四年，期间他与邓颖超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，小程序美工虽然不能见面，但依然时刻关心着彼此的生活动向。
1923年春天，邓颖超突然收到一封外国寄来的信，信封外熟悉的笔迹告诉他，这是远在法国巴黎的周恩来所寄。
拆开信封，一张明信片掉了出来，上面画的是三个金发女郎正迎风奔跑。在明信片背后，写着一首小诗：
“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！
打破一向的束缚！
勇敢地奔啊奔！”
看着这首充满炽热感情的短诗，一向伶牙俐齿的邓颖超不觉呆住了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“哎呀小超，你还不明白，这是翔宇（周恩来，字翔宇）在向你表示呀！”身旁比邓颖超大8岁、已经结婚好几年的李峙山像大姐姐一样，拍打着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。
邓颖超一向聪明、热情，何尝看不懂这首诗的含义，此时内心早已被一股甜蜜的、热烈的情感所填满，心慌意乱，自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只不过邓颖超内心尚且有个疑问，周恩来不是一向标榜自己“独身主义”吗？她早就听说，有一个与周恩来共同参加过“五四运动”的姑娘，一直向周恩来表示好感，周恩来为什么不选择和她在一起呢？
带着这些疑问，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回信。在信中，她先是谈了自己目前做的工作，征求周恩来的看法和意见，后来直到信纸快写完没位置的时候，才在末尾加上一句话：“明信片已收到，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？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？”
信寄出去没太长时间，周恩来的回信便到了，在信中他认真分析了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关系，说自己已经改变了“独身主义”的主张，热情倾诉了自己对邓颖超的炙热情感。
“在法国，他（编者注：周恩来）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、李富春和蔡畅，都恋爱结婚了。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。他坦率说到，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，他觉得她性格脆弱，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，而他决定一生献给革命，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，才能与他终身共患难，同奋斗！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。”——《邓颖超传》
邓颖超被周恩来的真挚所打动了，后来他们在信中确定了恋人关系，此时周恩来年仅25岁，邓颖超年仅19岁。
四、“婚宴上，周恩来喝醉了”
1924年9月，周恩来回国后被直接派到了广州工作，而邓颖超一直在天津，两人一南一北，相隔千里始终无法见面。
直到一年后，邓颖超工作单位被调到广州，两人才终于得以相聚，此时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快五年时间。
1925年8月7日，一艘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徐徐靠岸，穿这一身白衣黑裙，梳着当时流行的S髫的邓颖超，兴奋地从轮船上跳了下来。
她本以为周恩来会亲自来接她，于是在码头上四处张望，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，但最终等人都走光了也没有发现周恩来，内心满是失落。
然后她独自叫了马车，来到了周恩来的公寓。事实上周恩来确实没有去接，因为实在走不开，他派了自己当时的副官陈赓拿着照片去接人，但无奈当时人太多，与邓颖超错过了。
“我叫陈庚，周主任的警卫副官。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，特地让我拿上你的照片，赶到码头接你。怪我粗心大意，没有接到你。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！”陈庚说完，啪的一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本来还有些许生气的邓颖超，此刻扑哧一笑，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不快。
几天后，他们结婚了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立下誓言。
婚后第二天，周恩来的许多同事都知道了他俩结婚的事，便吵嚷着要他们请客。
然后，他们邀请了一些好友，在饭馆里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。当天晚上，因为拗不过同事们的起哄，也为了给邓颖超挡酒，周恩来喝了整整三瓶白兰地酒，完全喝得醉醺醺。
多年后，邓颖超回忆此事时说，“我没有想到，恩来会有这样大的酒量，整整三瓶白兰地呀！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。”
五、“痛失爱子后无法再孕”
1925年结婚后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度过了难得的甜蜜时光，两人一同交流工作上的难题，一同照顾彼此的生活。
结婚后不久，邓颖超被查出怀孕了，当时她刚刚21岁，心里十分慌乱，又因为当时正值广州革命运动蓬勃发展，于是为了不耽误工作，邓颖超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私自打掉了这个孩子。
周恩来发现此事后，罕见地严厉责备了邓颖超：“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！形而上学嘛！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，他属于国家，属于社会，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？...”
一通“教训”之后，邓颖超也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是十分鲁莽的，“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是幼稚、轻率，还不行吗？以后，我一定注意改正。”
看着一脸蜡黄的邓颖超承认错误的样子，周恩来又忍不住地心疼了起来。
一年多以后，1926年夏天，邓颖超被查出第二次怀孕了，这次她吸取教训，一面坚持工作，一面特意叫来了母亲，在广州照料其日常饮食，平时非常注意保胎。
次年4月初，邓颖超住进了广州的一家德国教会医院，准备迎接分娩，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工作，没有陪伴在她身边。
不幸的是，生产过程中，由于胎儿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，邓颖超生了三天三夜都没能生出来，当时教会医院又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，后来当医生用产钳将胎儿取出来时，孩子已经不幸夭折了，邓颖超当即失声痛哭，这是一个男婴。
也许是由于当时过度紧张和悲伤，也许是由于事后连日奔波没能好好休养，邓颖超后来被查出子宫没能收缩，由此导致其终身都不能再怀孕。
“恩来，恩来”，邓颖超一下子扑到周恩来怀里，痛失爱子后她被折磨得失尽血色，走路摇摇晃晃，身体也瘦成了皮包骨头。
“小超，”周恩来紧紧抱住邓颖超，竭力安慰道，“能恢复健康就是最好的。”
......
再后来，他们领养了几个烈士的孩子，包括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、李少石烈士的女儿李湄等在线全职美工，他们将这些孩子视如己出，将他们慢慢抚养长大成人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特别声明：以上内容（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）来源于网络，不代表本网站立场。本网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他问题需要同我们联系的，请联系我们及时处理。联系方式：451255985@qq.com，进行删除。